• 霸权

    江南藜果

      某夜,本地一家大报的一名工作人员在我的水边吧对本地传媒中人咬牙切齿,令同是传媒中人的我怫然作色,和她争辩起来。

      但是,这名大报工作人员举的例证我也想象得出来:在报社的餐桌上,娱乐版的人津津乐道,说起某歌星,说他牛什么逼呀,说我们想封杀他就可以把他给封杀了。

      我之所以完全想象得出那一桌的嘴脸,并且马上相信和我论争者所说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是因为传媒的的确确做过这类“封杀”把戏,比如央电视台的一些人就曾经“封杀”过李春波,把李在某部电视剧片头唱歌的视觉形象“封”掉,只剩下李的歌声,以致造成看别台播出的同一节目却看起来不同的活稽局面。

      最后能否“封杀”掉是另一回事。我这里要说的是传媒业中一些人的一点心态,这种心态和某大院看门的老头老太太没大两样:我把着这个门,我就有权在握,你一不顺我的意,我就可以刁难你。

      所以,传媒中人在外人面前往往牛逼烘烘。

      过去他们一般在一种人面前不敢牛逼,那就是高位者(因为那时任何一传媒所代表的都是某一级别的喉舌,所以对下一级别的官也是敢牛逼的);而今,他们对还有一种人也不敢牛逼了,那就是有钱人。

      于是,眼下的一些传媒人士一方面牛逼哄哄,另一方面却在权势和金钱的双重

    力量面前奴颜卑膝。

      他们的本能反应是,只有奴颜卑膝了,才有可能更多地为自己获取权势和金钱。

      获取了权势和金钱,他们就更加地牛逼哄哄起来。

      他们的心态就这样地恶性循环起来。

      在西方的“开放社会”,传媒被学者列为政府在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外的第四种力量。即使在那样标榜民主而各种权力可受相互制衡的社会中(传媒更是被视为对另外三种权力的重要制衡力量),传媒对人民的意识和观念的统治霸权仍受到警惕。

      而在我们正在开放而相对不够开放的社会,那些刚刚洗脚上田的传媒人士的霸权心态(这个词可能太温和和太学术了,简直不如写作霸道心态),更应该受到警惕,却事实上更少受到警惕,人们因习以为常而以为理所当然了。

      只要把这个职位当作升官或发财的机会,就不会想到传媒人士的社会责任了。

      转型期的道德滑坡使这些传媒人士堕落;而他们的堕落,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更推动全社会的道德滑坡。

     

  • 红包

    江南藜果

      在传媒界,一种观念变更正由潜而显地发生:传媒业由过去不容置疑的宣传业,转化为一种可以产生利润的产业。这是一个不计经济效益只讲社会效益的宣传业的产业化过程。

      市场经济中的产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在社会经济盛行“假冒伪劣”的大环境中,传媒也终于难免利令智昏。比如假广告。那些未经核实的房地产广告竟登上了党的机关报,以致一些受骗的消费者打官司时将党报作为证据在法庭上出示。

      党报在这样一种严肃场合出现,使它的严肃性未免显得有些滑稽。

      在传媒作为法人而具有利欲的情境下,传媒中的个人在经济利益驱动下拿红包也就令人理解了。

      我在一间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中将红包现象首次说出时,据说身在演播厅现场的台领导邃然变了脸色。

      其实,隐瞒是无济于事的。广东那些热衷于在各种发布会、推广会、宴会、酒会之间提着礼品袋穿梭的记者和编辑们,可有一人肯否认自己拿过红包而不自惭?!

      就我本人来说,拿过最小的红包是五十,最大的是五百,一般一百至三百。

      所以,记者和编辑们只将他们工资单甚至加上单位奖金说成是他们的收入时,千万不可信。他们中一些人的“灰色收入”部分远远大于“透明收入”。所以,只要进入传媒业,一些人就能很快地富起来,就象进入官场一样。

      早在8年前我还在新闻系读书时,社会上的红包现象就足以令老师对即将去实习的学生说:别人拿你也只好拿,不拿反而不好,只是不要索要。

      我刚进入报社工作时,很难得到新闻线索,部门的负责人往往会给我一些文教和政府部门的请柬和通知。本来以为去这些部门的会议采访,不会有油水,不想竟也是有的,少则五十,多则一百。

      去年,中山大学一名学生跟我说起他的同学在香港《文汇报》实习,去某省民政部门采访救灾情况。逋到,好吃好喝接风自不必说,红包也是有的,到了夜间还赶赴歌舞厅,要厅方拿最好的“小姐”作陪招待!

      这名学生跟我说这些时,语气里很不是滋味。

      看起来,红包现象,应该从未出校门的学生正视起了,只要他有志于将来进入传媒界。  

    当然,红包在正规场合不叫红包,最多叫“茶水费”、更多的叫“车马费”、“交通费”之类。这听起来就好听多了,也叫人心安理得多了。

                       1995

  • 发布会

    江南藜果

      昨晚,我打传呼机留言给某报我的一个朋友,转告某杂志的一个笔会通知,说完某时某地某事后,我最后特别说上一句:“有红包拿。”

      就有人笑了。因为我打电话是在一家书店,恰巧某大报的一名记者在看书,听到我说“有红包拿”就笑了。据说笑是有很多种的,我不知他的这一笑包含有多少的意味,但我有把握他这一笑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会心,二的意思是“你怎么把红包都说出口啦!”

      关于第一层意思,非同行不可能领会得如此深切和真切。关于第二层意思,他当时也的确说出来了,不过他没有说“你怎么把红包都说出口啦”,而是说:“你怎么说得这么具体。”

      他以“具体”代“红包”,可见“红包”是不得说出口的。但是我知道,许多行内人乐拿红包而不疲。在我们中国,或许不但中国,全世界都一样,很多事是做得说不得的,这除了“红包”,还能举出很典型的例子。比如性。那么多人在行为上乐性事而不彼,却以在公开场合谈性为禁忌,最多在小圈子里谈一谈。就像“红包”,也可以在小圈子里谈,谈得比我仅提“红包”二字要具体得多,有时会把“红包”里的钱财是多少,以此办多少事,谈得明明白白。

      见他说不能说得这么具体,我就问他应该怎么说。他说:“应该说发布会。”  他解释说,你一说有个发布会,对方就会知道什么意思了。这就对了,也就证实了我刚才对他那一笑的第一层猜测。非内行人,怎么知道“发布会”就意味着“红包”,就意味着钱财!

      我假装天真,接着问他:“凡发布会都有红包吗?”

      他说:“一般都会有的。”

      我参加过一些新闻发布会,是既没红包,也没礼品拿的。但是,我想,那可能是因为我是小报记者,人家大报的记者说不定都会有拿的,或者,没得拿的发布会他不去。

      明明知道这个现象是错的。但当我有时去参加一些具有商业意味的发布会,却没有拿到红包,心里怎么也会有了些些的失落感呢?

      心态慢慢地变化了,不正常的现象变成了正常,你想回复以前的正常,反而显得你不正常了。

      实际上,那家杂志的笔会并不发“红包”,而是送价值200元的礼品券。礼品券和“红包”是差不多的东西。我说“红包”,是想直截了当一点,只是想保证受邀请者能够去成。这年头,请吃饭,给礼品,都会叫人觉得不够干脆的了,人们只认赤裸裸的金钱。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