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边吧：江南藜果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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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急啥？　答韦丘先生

江南藜果

　　就广东向全国招聘８名青年作家、成立广东青年文学院事，我于１９９４年８月２９的《广东工商报》发表评论，判断说：“《广东的文学急了》”。半年后，广东老文学家（诗人？）韦丘先生在１９９５年３月１６日的《文化参考报》问我：“《你‘急’个啥？》”。

　　真的，我急个啥？！事实上，我说的也是“广东的文学急了”，而不是我急了。我说广东的文学急了，韦丘先生就急了，就跟我急。此乃闲话，打住。

　　我说：广东文学不行，所以要从外地招聘作家。但韦丘的文说：广东文学行。意思是不是说：广东文学已经很行了，为了更行，才招外省作家挂上广东的名？那么，被招聘的外省作家到底是比广东的作家行还是不行？如果他们比广东的作家不行，为什么还要招他们？我实际上所要指出的是：如果广东文学真的很行了，大约是没有必要招外地作家的。所以，广东的文学还是不行。

　　韦丘先生说广东文学行的依据是广东有“决非‘寥寥无几’”的“具有‘先锋姿势’的文学之外的文学”的“虽然使江南藜果难以‘欢欣鼓舞’，但却能使广大读者精神振奋，发聩震聋的作家及其作品”。但他未能告诉我们“发聩震聋”的作家和作品是些谁和是些什么，只说“这里无需一一例举，读者心中自有定评”。我庆幸自己从未读过什么“发聩震聋”的作家和作品，否则我一定受不了，因为我的耳膜较薄！

　　　韦丘对我的广东重经济实利的大环境会影响文学的立论也持异议。他说：“广东这个‘大环境’，在江南藜果心目中竟是如此‘可悲’和‘可怕’，仿佛是埋葬或毁灭‘先锋姿势’的墓地似的。”然后他非常有力而尖锐地问道：“事实果真如此，那你江南藜果为什么还在广东呆着，而且还不断地写着？”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首先，我决没有认为广东这个大环境“可悲”和“可怕”，相反，它在很多方面比起中国其它地方来都好得多。这个意思，我在《广东的文学急了》文中也是顺便表达过的：“我虽然在制度上还不是广州人，但已经觉出广州的可爱来了……”我说广东的文学不行，并不意味着说广东别的方面都不行。而我的来广东和还在广东呆着，绝对并非为着文学。我的“而且还不断地写着”，写的也绝对不是文学（我这里说的文学，指的绝对是纯文学，而不是不纯的文学，比如广告文学）。我在广东所做的是新闻，力求忠实地记录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在记录之余和之外，以我的立场，对事件进行评论。我相信，这不是文学。而且，我的“还不断地写着”，也并不意味着我已经写得好和写得行。虽然广东人做新闻做得还不如北京人，广东这个大环境，比起中国大多数地方来，对于做新闻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愿意“还在广东呆着，而且还不断地写着”。不知韦丘先生同意否？

　　韦丘说：“失去‘先锋姿势’并不可怕，因为还有别的‘姿势’可以征服读者。广东文学应该普及的并不仅仅是什么‘先锋姿势’，而是在‘百花齐放’中的‘推陈出新’。”这样的语气，我们是能从中感受到对“先锋姿势”的一种不屑的。但在这之前，韦丘“对文学的‘先锋姿势’是什么，自认无知，因此不敢妄加评论”。如果韦丘对什么是文艺上的先锋真那么无知，我就有义务不揣浅陋地告诉他：所谓先锋，就是在“推陈出新”方面做得好、具有开创精神的创作态度，就是敢于和有能力将“陈”推向一边、力求“出新”的姿势。在如今歌舞升平的年代，文学进步的意义，更多的在于形式上的突破，而不是以“发聩震聋”去“征服”什么什么的霸权主义。

　　但韦丘会用“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来辩解，他会说他所爱的“推陈出新”并不是我所爱的“先锋姿势”。这没什么。但文学的行与不行，总有一个较一致的公论，或如韦丘所说“读者心中自有定评”？把广东文学放到全国大局中看，到底行还是不行？为什么在广东出版、被人称作中国文学期刊“四大名旦”之一的《花城》上，很少有广东作家登场？而今年１月２９日《羊城晚报》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则是《广东文学为什么滞后于经济发展？》。问“为什么”，首先有一个已经承认“滞后”的前提。

　　再，从广东青年文学院所招聘的８名青年作家　，３名广东作家，与５名非广东作家相比较，孰优孰劣，只要不是“自认无知”者，总能明辨而得出结论的吧？

　　实际上，承认不行，我想也不是什么坏事。急了，更非坏事。承认不行了，急了，急起直追，才能更快地行起来。

　　但广东的文学并非全是不行的。以我的“萝卜”或者“青菜”或者“辣椒”而言，在小说方面，前几年我曾喜欢过张梅和黄康俊。但如今她和他似乎少写了（或者因为我更孤陋寡闻了）。黄康俊去办什么《经济快报》，没能潜心写作，不能不说一点都没有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吧？广东文学的有点行，当然可以再举出更多的例子，比如眼下有一点点“火”的张欣，比如已经钻研《易经》去了的雷铎，但他们都是部队作家。

　　而以我的“萝卜”、“青菜”或“辣椒”，即以“先锋姿势”论，我最喜爱的广东作家叶曙明，虽难说是因为受一种“大环境”影响，却也受到了“小环境”的影响，而创作量不大。请听夫子自道：“我不象别人。别人人际关系多，有评论捧着、推着，所以写得多。”（大意）

　　叶曙明在广东无疑是寂寞的。这除了说明广东文学的有眼无珠又能说明什么呢？！

　　这就涉及文学观念的问题。在别的很多方面，广东的观念更新（即“推陈出新”）走在全国前列，这文学观念，为什么总是要那么陈旧下去？！

　　我同意韦丘先生说的，广东肯定有没“‘去玩玩下海什么的’，而是埋头工作，潜心创作”的作家。但艰苦的努力，并不意味着就“行”。这里肯定有观念更新和文化底蕴的问题。

　　对于韦丘先生及别的先生们对我的另外一些批评，比如他们说企业家对文学的资助是好事，我只能表示同意。对我的“未经调查研究后的确证”（《你“急”个啥？》）所说的“每月额外收入１２００元”（《广东的文学急了》），我愿意向读者、广东青年文学院所聘的８名青年作家、广东青年文学院以及广东文学诚心致歉。

　　实际上，经过一些朋友的批评教育，我早已认识到，广东成立青年文学院，向这些青年作家发放每月１２００元的津贴，是对中国文学做的一件大好事，因为，这些青年作家中的一些人，因为潜心创作，没有职业，基本上没有收入，生活极其困顿。这每月的１２００元，对他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对中国文学做的这件好事，只是好事而已，也并不说明广东文学就行了。受广东青年文学院之聘的余华一语道破天机：“要是北京也有同样的举动，我宁愿去北京。”（大意，见《南方人才市场报》，１９９４年１０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