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边吧：江南藜果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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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和潇洒

江南藜果

　　无论如何，在商品经济的狂涛巨澜中“胜似闲庭信步”地谈论这个题目，显然不合时宜，或者反过来说，更有些必要了。

　　读过一些书的人，对“不食周粟”的故事应该都还有印象，但牢记并能诵其详者却一定不会太多。《史记.伯夷列传》记载：“武王三平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结果落了个饿死的下场。“清高”的核心竟是人格中的“义”字。伯夷和叔齐在吾国有文字记载历史的较早期，便达到了“清高”境界的最高峰，令后来者只有仰望叹息的份了。

　　这些话只能是酒中或茶余的闲谈。如果你很正经地和“二三子”说“清高”，或者，在大学的演讲会上认真地复述“不食周粟”的故事，定会有人说“傻冒”，也不知是指伯夷叔齐还是你。

　　从前是说“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如今为的岂止是“五斗米”！为了“五斗米”当然犯不着折腰。但家用电器、小汽车、装修豪华的客厅，以及人民币、港元、美金，却都是能令陶渊明兄茅塞顿开的东西。折折腰又算得了什么？在为改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努力奋斗的过程中，从小商走贩的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到贪污受贿官倒，“挖社会主义的墙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十八般武艺，看谁比谁玩得更娴熟。

　　其实，“清高”这种人格规范，历来都是专门针对知识分子尤其“士”这么一个阶层的。古时行“学而优则仕”的读书做官论，多数时候知识分子和官场难分难舍，所以格外看重“清高”的品格，因为其中大有“出污泥而不染”的意义。如今读书至中高等院校毕业的都算“国家干部”，但读书与做官实际上已经实现了本质的疏离。这样，清高起来似乎容易一些了，但另一方面，有的读书人也为不清高找到了恰当的借口，直接投身于商海弄那被古代清高者叫作“阿堵物”的东西。在经历了学者不惜甘于扫厕所而活命的迫害岁月和教授卖牛仔裤的改革年代后，我们就感到斯文似乎真正扫地了，而且越扫越自觉。

　　在春秋到战国的过渡时期，越国大夫范蠡即后来的陶朱公，在辅助越王勾践复国灭吴之后，拒受高官厚禄，却泛舟四海，做生意发起大财来。这到底算清高呢还是不清高？因为他毕竟不是权欲熏心、进而弄权搞腐败之辈，我们至少是不能说他不清高的；又因为他的出走基于免遭“兔死狗烹”的活命哲学，而且是拥了美女西施去的，走的结果还沾染了铜臭的味道，我们又是不能视他作清高的楷模的。我们只能说此公做人做得潇洒。历代知识分子被儒和道的精神浸染了骨髓，得意效儒，失意学道，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陶朱公是把这种基本精神做得较为积极主动的一个人，懂得如何急流勇退，而且不是退到山林或者把酒侍诗的无用风雅里去，却再一次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到商品经济之中去弄潮。中国人还有个说法，意思是隐到深山老林里去的是小隐，隐在闹市区的俗尘里才是大隐。那么，隐到商海里去而不钻死在铜钱眼里的，我想，也该算得上大隐之一种吧。对于统治者来说，退出了官场，不再于庙堂玩政治游戏来威胁他的权柄，便算是隐了。倘若真如此，我倒更赞成隐到商海里去的隐，于己发财提前进入小康或大康的同时，对国民经济也作了贡献，当然前提是不做奸商。而且，陶朱公看来是对他之后的中国士人死皮赖脸老死仕途的传统发动冲击的先驱，颇有常被人津津乐道的西方民主历史故事主角之一的华盛顿将军卸政归田的风度。

　　可是古代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读书读木了头脑，始终是做不来生意的，最高的理想就是在官场里厮混，其次是做教师爷训人，最低档次的便在酒肉朋友中发发牢骚。孔老二算是称得上“伟大”的知识分子了，他一辈子最长的生涯做的就是教师爷，同时周游列国，钻营来钻营去，想做混入官场的那种更高档次的知识分子，总算在鲁国混了几天的大司寇做，却动手杀了政治反对派少政卯，给他自己戴着“仁”字的面具的脸抹了一把黑，更不用说对民主的伤害了。要说发财，孔先生大概也是想的，只是没这个能耐，且听子曰：“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就是说：“如果能够发财致富的话，即使赶驴车，我也肯屈尊去干，不管什么面不面子。如果没本事做这种活，还是做我喜欢做的事吧。”非不愿，是不能也，到了这地步，才假惺惺说什么“富贵于我如浮云”。

　　这就是我等读书人的嘴脸了。不是不想发财，而是没这个本事，所以只能一心读书写文章。明明知道儒家树立的“士”的人格理想含有“愚”的成份，也明明知道道家的出世法是消极的逃避，但生为中国人，读的多是中国书，也只有自认倒霉了。这大约也算一种“清高”，即使假清高也罢。

　　对几年前一位旧同学来信中的几句话记忆犹新，还有点触目惊心。她的意思是终于理解了“清贫”的词义：清即“清高”，贫谓“贫困”，在贫困中清高，愈清高愈贫困，愈清贫便愈瘦，正如同藜果这般。这是没得潇洒的。

　　所以清高还是以有巨大财富作后盾为好，才能潇洒得起来，否则便是清贫了。象魏晋南北朝那会儿的名士们，对当时政治和军事上的明争暗斗厌恶了，或者害怕了，便躲进自己那修了豪门的庄园里，跟一些和自己一样清高和富有的朋友喝酒聊大天吃药玩女人，以天为屋以屋为衣以人为裤裆里的跳蚤，今天臧否世事，明日品评人物，出门便坐车一路喝酒放歌，并且告诉跟班的：“喝死了就地埋我”，死在哪儿算哪儿，这是何等的潇洒。即使这样，也有潇洒不起来的时候，也有人在走到路的尽头再也走不下去的关头，抱头痛哭，这大抵是心理因压抑而变态的表现，也就证明先前的潇洒是假潇洒了。至于稽康最终以一曲《广陵散》被杀，却不啻是即使躲进自己的庄园清高也逃不过政治黑暗的明证了。

　　　稽康被杀的场面是极其动人的，堪称清高到最后或者潇洒到极致的典范了。他在刑场上先是欣赏了一下自己在阳光下的影子，然后弹罢那曲只有他一个人会的《广陵散》，叹口气说：“《广陵散》从此要失传了”，从容就义。这不是以“士可杀不可辱”一句话就所能概括得了的，简直还给予了后世潇洒不起来、或者做不负责任的假潇洒状的我们，以极大的美学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