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藜果

　　有人跟我说，外籍教师墨子尚极力反对奥运会，虽然截止目前，他的国家在他的国家亚特兰大进行的这场运动会上得到了最多的金牌。尚的意思是，奥运会最集中地暴露了民族主义。他不欣赏民族主义，他不欣赏民族主义的狭隘性。

　　我想，尚说这些话时肯定是用广州话说的。他一边在水边吧喝酒，一边跟人交流。他喜欢和人交流。尚大学毕业后得到了他的学校和中国交流的唯一名额，签约来广州中山医科大学任一个学期的英语教师。他不满意学校当局把外国人集中在一起住，本能地把他们和中国人分开，好象平时多交流是什么坏事似的。尚爱玩，所以我们就常能在水边吧碰上他，酒吧是人际思想交流的好地方。有一次开平几个年轻人自费筹办一场摇滚音乐会，尚也到水边吧和广州的几十名青年一同挤进中巴赶去开平。音乐会在进行中，只有尚一个外国人，他一点都不怕生，也不见外，首先在场中摇摆起来，甚至一把抢过主持人的话筒，鼓动全场的人跳舞，说摇滚会就应该动起身体来。现在学期结束了，放假了，尚说他８月份就要返屋企。有人说，所以他这几天就变本加利地在广州玩。

　　昨晚看电视，见电视台把得银牌的中国运动员和得金牌的罗马尼亚运动员的体操动作反复播放，我身边的观众就都愤愤不平，说很明显看得出来中国运动员的动作干净利索得多，裁判有问题，并且说，显然应该金牌却被判给中国运动员银牌事件在本届奥运会中已经有三起了。

　　这就看出民族主义来了。该金牌却判给银牌的栽判不是中国人，不知道这里边有没有民族主义在作怪。在电视上看到这些鸟事，心里和嘴里不服气的中国人，肯定有民族主义在了。我想，心里和嘴里不服气的中国人，肯定不单昨晚我身边一起看电视的几个人，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知道这样事的人绝大多数会不平。

　　中国人虽然很多年被教育过共产主义、世界大同，同时又被教育要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多数情况下，民族主义至少是一个褒义词。但事与愿违，崇洋媚外的中国人却越来越多了。更搅笑的是，有的达官贵人通过手中的权力，甚至把自家子女一个一个送到外国，入了外国籍如果当权者的下一代全成了外国人（当然这不可能），如果再以过去的权力世袭制推之（当然这在新中国也是事实上的不可能），那么，到了下一代，中国政局、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命脉不就全操纵和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了？再极端推论之，如果全体有出国理想的中国人（相信太多太多了）都实现了他们的理想，那中国这么个地大物博的地方不就空了？等中国人全办了绿卡回来做生意，在中国捣腾发财的不就全是外商了，中国就没有中国人了，全是外国人了。

　　所以，面临这样的局面，有责任感的中国人就忧患意识起来了，就要提倡民族主义了。我想，看到电视里外国栽判对中国运动员的不公，在大家伙愤愤不平的时候，这些人肯定很高兴才是。为什么高兴？一是平时看起来一盘散沙的中国人，这时候表现得一致，可见孺子还是可教的嘛；二，这不正是教孺子的最好机会？所以，要是我在这方面负有一定的责任（俗称负责人），我一定借机进行一次有效的民族主义教育，激励起民族主义精神来，一鼓作气使在市场经济中自顾自自私自利得更加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有了凝聚力。

　　这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有句广告词说“眼动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心里和嘴里不服气的中国人不如马上行动上不服气。身边在看电视的人就说了，中国运动员应该当场拒领银牌，或者，不当场拒领，先比完赛，看看本届运动会中到底会发生多少起这样的事，然后把并不公正地发下来的奖牌全退全还给奥委会，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这样，全世界的宣传机构都会来炒这个新闻，一定会追究事件的前因后果，中国不就在世界面前牛皮了一把？中国干这样的事，一定能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我们判不支持者为汉奸，看谁还敢不支持？），中国人会暂时忘记困绕在身边的别的问题，比如通胀啦、失业啦、假冒伪劣啦、腐败啦，等等等等，特别是他们外国人老嚷嚷什么知识产权你牛什么皮你！先不把体育公平问题解决了公平对待大中华看我十二亿０五人民不齐心协力把你的国给平了？！这就很有点象我们过去说老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国内有了不可调和的危机，就挑起对外战争，激起民族主义精神，同仇敌忾。这叫转嫁危机。

　　所以中国实际上是不会这么干的，因为中国并没有危机到需要转嫁的地步呀。而且，我们中国不是以“重在参与”的态度对等奥运会的吗？这句话我本来想因为中国在提那话时是不是还不是体育强国，这样说就给自己即使成绩不好也留个面子。如果中国在体育上已经强起来了，还说这句话就是大度，我们只是重在参与嘛，给金牌给银牌我们不在乎。所以，如果为了一两块牌牌的误判就哭哭闹闹，不是太小家子气了？不是自食其言了？我们大度得连理应向杀我人民奸我妇女掠我资源的侵略者索要的战争赔偿都可以主动放弃，大度得连大片国土都可以租出去和划出去，大度得可以自己勒紧裤腰带都要支援世界革命结果被受支援者反咬一口，难道却要为了几块小牌牌就伤了“友谊第一”的和气？　

　　再者，天下乌鸦一般黑。在中国能看到腐败，奥运看到就不行啦？你唱个歌、选个美什么的，不给评委塞个红包或别的，你能顺顺当当出人头地？所以在奥运，人家不一定是种族偏见和歧视，万一也象在咱中国一样，是给裁判塞了红包了呢？所以我们要强调国力，国力首先体现在经济力上，经济发达了，塞起红包来也大方，所谓财大气粗，到了下一届奥运会，看谁更塞得起红包。

　　如果真是这样，中国人对那不公道的裁判吵吵起来，人家也就有话说了：先把你国内的事情办好，你身在其中、天天影响着你的你的本国公平问题不去吵吵，却对你鞭长莫及也公不公平跟你生活无关的奥运会吵吵，不是吃饱了撑的又是什么？

　　就说因为奥运神圣，不似我们身边的人间烟火理应充满龉龃。可都这年头了，哪还有什么绝对神圣绝对伟大的，奥运丑闻又不是没听说过。体育是为促进健康，但把人喂成七百斤重去参赛，这人还能说健康吗？服用兴奋剂是健康的行为吗？奥运可真是万众瞩目，收视率第一，经济势力纷纷插手。凡有商业试图控制的地方，不多多少少有点肮脏才怪呢。

　　这样一想，如果见到奥运会上更多的不公平裁判，也就不太急了，急坏的可是自家的身子。至于民族主义云云，我们也不必先想这么远，想坏了脑子也不好。最好是把自己手边的事先做好。如果要跟外国人交流，如果要跟外国人玩，尽可以找更友善些的地方，比如酒吧，何必要在民族主义大暴露的场地呢？而体育，本义是娱乐和锻练身子的嘛，什么时候被搞成发大财和民族主义了呢！

　                    1996

江南藜果

　　１９９５年６有份，诗人兼商人（因为据说他手头有一个“诗歌发展公司”）刘湛秋来到广州。刘先生近来因与杀妻并自杀的顾城桃色事件中第三者之“英儿”有关系而闻名。广州青年商人周全胜在广州诗人杨克的陪同（并帮助？）下，于６月９日听刘湛秋谈“内幕”，并录音，谈和录了整整一天。

　　把内幕录下音来干什么？卖！怎么卖？以先进的技术手段，顾客只要肯付高额的电话费，就可以听到。作为某“信息传播公司代表”的周全胜，当时正在搞一个新的电话信息台。

　　大约是开发一个新项目就要做广告的商家策略，作为某“信息传播公司代表”的商人周全胜又作为《岭南文化时报》的特约记者，于６月１８日期的《岭南文化时报》，夹述夹议，撰文介绍与刘湛秋“采访录音”的过程，列出了“采访录音”的提纲，并且转述刘湛秋的片言只语：“我并非只有李英一个女朋友……”、“我们在外面幽会，我用单车驮着她，穿过北京的胡同。本来，她就是一个胡同里的女孩……”、“广州也留下我们美好的足迹。有一次，我们偷偷来广州……”、“（李英的）《魂断激流岛》一书讲的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它反映了一代女性的心路历程。拍成电影，可能问鼎奥斯卡。因为拍摄内容多有涉及性、床上的场景，在国外可以稍微暴露一点点……”……

　　笔者愚见，商人兼记者周全胜在文中如此引刘湛秋片言只语，固然是以广告策略为主，却也不可排除对后者隐含的讥讽，背后自有一种价值评判。举最后一处引文为例，刘言《魂断激流岛》拍成电影可能问鼎“奥斯卡”，推论的前提是“内容多有涉及性、床上的场景，在国外可以稍微暴露一点点”，多少暴露了诗人刘湛秋起码在电影方面的无知和弱智及他一点点的“黄色心理”。我们大家都知道，奥斯卡金像奖的选评，肯定不是以“性、床上的场景”和“暴露”为标准的。

　　但是，周全胜记者的眼睛还是被周全胜商人的眼睛所蒙蔽，他做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买卖（他是否及如何从刘湛秋那里买来“内幕”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的确要卖给电话消费者）。商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只要他眼里看到了利润，尽管他自己对那些内幕、丑闻和隐私的内容持否定态度，他还是要卖给公众。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商人。令我无法理解的是，《岭南文化时报》怎么也掺乎进这桩买卖中去了？在我的心目中，这张报纸是以广东之文化精英自居的，是以引领民众精神向上为己任的。它在这个问题上的堕落至此，不得不令我们叹服商业力量之强悍（但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在报人和商人之间，是否存在或者怎样交易的）。

　　我说《岭南文化时报》掺乎进这桩买卖，不但因为它在６月１８日期所载商人兼记者周全胜文极具广告味，更因为它７月１８日期的一篇不署名文章已经是一个纯度很高的广告，尽管可能因为此前本地《羊城晚报》发表评论说刘湛秋之流卖隐私“恶心”，《岭南文化时报》这篇广告文章首段是一些洗刷性文字：“任何一个有一点社会道德意识的人，都无法使‘顾城－《英儿》’事件本身以及前因后果高尚化。当然，我们也不必断然拒绝共同玩味当事人的叙述，共同经历一番对于这‘一千零一种爱情’的冒险。”

　　读到这段洗刷性文字，我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岭南文化时报》在我的心目中是以“拒绝”为口号的，它从来拒绝庸俗。但现在，它开始要和俗众共同“玩味”了，开始了一种“冒险”。

　　在这个转型期，我们看到了商业的力量在征服战中的一个个胜利。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在一个个堡垒纷纷举起白旗的时候，我们当然没有理由独独要求某一个人“人在阵地在”。但作为《岭南文化时报》本身，因为是在精神不断陷落之时占住了一块地盘并立下弘扬精神理想之志的，如果对掺乎到这种买卖中去自知不幸却无奈，是否要感叹“要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办新报、小报不易。不但不易在穷字上，而且不易在有一个明确的立场告诉社会。穷决不是放弃立场的借口，更不能将别人做婊子当作自己“下海”做婊子的理由。

江南藜果

　　在珠海，有人提出要拍卖诗歌。他们说，同样是艺术家的精神产品，为什么图画可以卖高价，而诗歌不能？而从名声来说，大诗人并不亚于大画家，中国人很多地知道李白而很少地知道同朝代的吴道子。

　　这个念头可能起于中国近几年向市场经济前进中涌起的拍卖浪潮。美术品的拍卖固然不必说，连一对灯笼都可以卖到１８３０多万元。文学作品的拍卖在深圳也有过先例，还搞得一波三折，险象环生，做足了轰动效应。

　　是的，就是要轰动效应。这些说要拍卖诗歌的人说：张抗抗的一篇千字散文拍到１００００元，如果一首几百字、几十字、甚至一个字的诗，也能拍到上万元、几十万元、甚至百万元，其轰动效应可想而知，就能让社会真正明白诗的价值：一个字价值多少钱。所以，真到拍卖时，起价一定不能低，要维护诗歌的价值。

　　即使拍卖失败，他们说，也会有轰动效应。无论如何，诗歌拍卖都会给社会造成关于诗歌的强烈刺激。倘若一首都卖不出去，我们的社会不是到了应该严肃反思的时候了么：在我们这个怀里揣着诗歌伟大传统的祖国，诗歌真的已经这么不值钱了吗？

　　诗歌拍卖的构思者回忆起中国新时期开始没多久后的８０年代初中期。那是汉语新诗多么辉煌的时候啊，被叫作“朦胧诗人”的一些诗人的名声如日中天，中国稍识字的人都会叫出他们的名字。而如今，他们认为，在以物质为主要内容的商品经济大潮已经冲垮了诗歌的地位甚至尊严。诗人感到失落。比如他们自己，他们认为自己的诗写得比８０年代的那些人要好，但在中国没人知道他们是谁，更不要说名字传播到国外，甚至，一些中国人一听说他们是写诗的，就以为他们有病。

　　所以，他们说，拍卖诗歌，绝对不是为了个人赚钱。诗人是很高尚的，怎么会下作到拿别人的诗来卖而自己赚钱的地步呢？是的，他们说，这是企业行为，但最终目的不是商业性的，而是以商业手段达致“拯救”、“抢救”、“援救”、“救援”、“救助”、“关怀”（具体如何措词，选用哪个字眼，他们还未考虑成熟）汉语诗歌。

　　就是为了他们这个“救援”（暂时使用这个词）诗歌的紧急计划，包括福建的舒婷及其丈夫陈仲义、深圳的王小妮、纽约的严力、四川的翟永明、东北的何　伦、曲有源、长沙的海上、广州的南岛、杨克、陈朝华、马莉在内的一批大大小小的诗人被召集到珠海开会。当然这个“救援”计划不仅仅是拍卖，召集人瓦兰和蓝天说，还包括出版诗集、将中国诗翻译到国外、评选优秀诗人和作品、资助有困难的诗人（他们说，中国有的优秀诗人快活不下去了）等等，套用时下较易被人理解的说法，这个计划很有“一揽子”的意思。

　　尽管计划是这么“一揽子”，３月１日珠海会议的召集人还是努力将当天的议题往拍卖上扯，而别的诗人们则似乎对出版诗集、评选优秀诗人和作品等事业更感兴趣，以致于认为自己的诗写得很好的蓝天大骂：诗人除写诗外，全都弱智。

　　而这些不弱智的诗人则要在珠海注册一家石虎诗歌（国际）机构有限公司，在工商局注册。这就真的把诗歌当作生意来做了。为什么要叫“石虎”呢？原来石虎是一名一幅画能卖到几十万、几百万元的大画家，听瓦兰说在中国一首诗的稿酬只相当于国外一只冰淇凌的价格，就非常气愤。难道在中国诗歌就这么不值钱吗？就决定要让诗歌卖个好价钱，他投入资金，做生意似地帮助中国的诗歌事业。叫“（国际）”，可能是因为石虎虽然生长在中国却已经不是中国人了的缘故——他长期在澳门工作，户口却在新加坡。

　　拍卖诗歌，卖的又不是诗歌的版权，而是诗歌的手稿。拟拍卖者最感兴趣的，是已故诗人的手稿，比如徐志摩的、戴望舒的、海子的、顾城的。这就叫人松了一口气：一定能卖成。为什么？因为死人的手稿很可以有文物价值了。而活人的手稿，即使不是原稿，也能叫本人重写一遍，或者卖出后，再写一遍。在金钱的驱动下，什么事干不出来，即使自称高尚的诗人？

　　但活人的手稿还是要拍卖的。因为策划拍卖者也是诗人，不拍活人的手稿，怎能叫社会认识到他本人的价值？

　　能否真拍卖成，眼下还不能断言。倘真正优秀的诗歌也参加拍卖了，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面对这股商业潮流，我们的精神是否真的已经无从躲避了？

江南藜果

　　两年来，在广州，我一直追踪两个表演性质的团体，一是广东实验现代舞团，另一个是广州音乐公社。前者是正规的，虽说在经济上也不宽裕，但有经费，还有它的艺术总监曹诚渊（ＷＩＬＬＹ　ＴＳＡＯＳ）从香港带来的私人资助及有时获得的企业赞助，且它的团员均是受过多年严格的专业训练的职业舞者；而后者，则是非正规的，松散型的，没有经费来源，也没人教他们该怎么做，全凭自己的兴趣。

　　我之所以比一般追星族还紧地追着他们，我因为我看到，在广州所有做歌舞的人中，他们最具创造精神，甚至或者说，只有他们具有这种精神。看一种东西的是否具有艺术价值，或者艺术价值的大小，就是看它对该时代和该地区来说，是否有创新意义，即能否“反叛”原有的审美定势，而不是看它对旧的审美定势如何迎合。这既说在形式上，也说在作品对人性、人生和社会的挖崛深度上。

　　广州的另一些文化艺术活动我也会去看看，比如新年音乐会啦，比如新近建立的广州芭蕾舞团啦。这些都是所谓的“高雅艺术”或者“严肃艺术”，是因为提出了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口号而受到官方大力提倡和支持搞起来的。这当然很好，对增加广州人的修养和陶冶他们的情趣很有好处。但是我要说，新年音乐会演奏的都是前人的作品，即使大师的作品，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也不例外；巴蕾舞团目前看来也是如此，即使有新作，也会受它的高度程式化的形式所限制。看它们，我们最多只惊叹形式上的优美和技术上的精湛，因为看的和听的是与我们当下的社会人生情境毫不相干的东西，我们就无法产生心灵上的震颤和激荡，即共鸣。所以，把它们，我宁愿叫作“古典艺术”，以与“现代艺术”和“流行艺术”相区别，因为在“现代艺术”和“流行艺术”中，我想，也有“高雅”的和“严肃”的。

　　广东在搞的现代舞，既严肃又高雅；音乐公社的摇滚乐，如果说以前在低档场地演出不够高雅，但至少在创作上是严肃的。但两者在广州目前暂时还不具备大的观众和听众群，跟已经既登“殿堂”又入“地摊”的纯消费的“流行文化”中的“通俗”或曰“流俗”者，简直无法比拟。

　　所以它们是寂寞的。但它们在寂寞中以不断的创新奋进，今年，现代舞团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的舞赛中，都被授予了第一大奖。

　　我说这种寂寞是暂时的，是因为现代化大都市的文化，肯定不只限于几座文化设施的建设、几个文化活动（更多的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举行，而更在于文化偶像的重新确认。一直只有“四大天王”之流作为偶像统治文化心态的城市，一定不会是国际化大都市。

　　或问：“四大天王”类偶像的发源地是香港，它不正是国际化都市吗？的确，我曾为这个问题所困惑。但在读了１２月下旬《羊城晚报》的一则报道后，我想大家的疑团可以尽释。报道说，北京“另类”音乐先锋窦唯、何勇、张楚和唐朝乐队１２月份在香港演出，引起轰动。北京黑豹乐队作品曾在香港排行榜上高居不下，《无地自容》和《ＤＯＮ’Ｔ　ＢＲＥＡＫ　ＭＹ　ＨＥＡＲＴ》在风靡香港后才传入广州。最早的时候，中国摇滚先驱崔健也曾震动香港。最后，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５日在深圳的“深港穗另类音乐共兴”活动中，来自香港的起码三支“地下”乐队令人从此对香港文化刮目相看。

　　但几年前崔健中国巡回演出巡到广州的两场演唱会，门票被压至十几块、几块钱，场内观众还是不足半。我想，广州没有一家演出公司敢请无论“黑豹”、“唐朝”还是更新进的窦唯、张楚和何勇来广州卖票。前年北京ＡＧＡＩＮ乐队和指南针乐队在广东艺术中心广州友谊剧院的演出，吓跑了大批观众，只剩下前排几十人。在欧美引起惊叹和轰动的现代舞团，在友谊剧院演出也只能送票。而广东艺术节，连个鼓励奖都不肯给它。

　　看，广州目前就是这么一座没文化的城市。它不需要触及当代人精神的“高雅”和“严肃”的艺术，只需要“古典”的艺术和矫情的“通俗”表演。虽然是暂时的。

　　在广州干了四、五年的歌手王磊，无论创作还是演唱，都是最优秀者之一。但他的专集发行后，广州买不到，因为据说发行策略是先北京、东北，再别的地方，最后才是广州，这说明了发行商对广州文化的信心不足。说起这个专集，王磊就来气，因为它做好后被压了两三年。我想，这一定是广州音乐出版商也没文化眼光和胆略的表现之一。

　　一定要改变广州艺术“没文化”的现状，这需要大家的努力。需要艺术家、官方、艺术商以及传媒等方面的共同努力，致力于文化土壤和文化气候的培育，致力于有文化的受众群的培养。

　　音乐公社已经名存实亡了。这是好事。正如章非在一则评论中说的，人海战术已见成效，牺牲者就让它牺牲吧，剩下的个体将坚忍地守护阵地和扩大战绩，重要的是深入突破。今天，在１９９５年的元旦，广州乐与怒俱乐部将举办“独立音乐会”，请来香港的两支“地下”乐队，但广州乐队只剩下了一支“盲流”。老板叹道：“他们刚搞公社时，乐队一下子冒出来那么多，到处找不到场地；现在场地有了，他们却没了。”但我要说，应该乐观，现在严重不过的也只是黎明前的黑暗。

　　便又记起《羊城晚报》的那则报道：因为窦唯们在香港演出的成功，主办者有意将南方（广州？）摇滚也拉到香港去。

　　突然想起在海南“下海”的一个朋友，不放弃文化研究，来广州想找到能够发表他的文章的报纸。我们帮他想来想去，只有一家《岭南文化时报》。

　　虽然只有一家，但这是全中国唯一高质量的文化报。看似可怜，却正是希望所在。这就是在新年第一天，我要对广州这座未来国际化大都市文化、艺术和娱乐现状所要说的话。好了，打住，我要跟这些“文化人”共进午餐去也。

江南藜果

　　无论如何，在商品经济的狂涛巨澜中“胜似闲庭信步”地谈论这个题目，显然不合时宜，或者反过来说，更有些必要了。

　　读过一些书的人，对“不食周粟”的故事应该都还有印象，但牢记并能诵其详者却一定不会太多。《史记.伯夷列传》记载：“武王三平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结果落了个饿死的下场。“清高”的核心竟是人格中的“义”字。伯夷和叔齐在吾国有文字记载历史的较早期，便达到了“清高”境界的最高峰，令后来者只有仰望叹息的份了。

　　这些话只能是酒中或茶余的闲谈。如果你很正经地和“二三子”说“清高”，或者，在大学的演讲会上认真地复述“不食周粟”的故事，定会有人说“傻冒”，也不知是指伯夷叔齐还是你。

　　从前是说“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如今为的岂止是“五斗米”！为了“五斗米”当然犯不着折腰。但家用电器、小汽车、装修豪华的客厅，以及人民币、港元、美金，却都是能令陶渊明兄茅塞顿开的东西。折折腰又算得了什么？在为改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努力奋斗的过程中，从小商走贩的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到贪污受贿官倒，“挖社会主义的墙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十八般武艺，看谁比谁玩得更娴熟。

　　其实，“清高”这种人格规范，历来都是专门针对知识分子尤其“士”这么一个阶层的。古时行“学而优则仕”的读书做官论，多数时候知识分子和官场难分难舍，所以格外看重“清高”的品格，因为其中大有“出污泥而不染”的意义。如今读书至中高等院校毕业的都算“国家干部”，但读书与做官实际上已经实现了本质的疏离。这样，清高起来似乎容易一些了，但另一方面，有的读书人也为不清高找到了恰当的借口，直接投身于商海弄那被古代清高者叫作“阿堵物”的东西。在经历了学者不惜甘于扫厕所而活命的迫害岁月和教授卖牛仔裤的改革年代后，我们就感到斯文似乎真正扫地了，而且越扫越自觉。

　　在春秋到战国的过渡时期，越国大夫范蠡即后来的陶朱公，在辅助越王勾践复国灭吴之后，拒受高官厚禄，却泛舟四海，做生意发起大财来。这到底算清高呢还是不清高？因为他毕竟不是权欲熏心、进而弄权搞腐败之辈，我们至少是不能说他不清高的；又因为他的出走基于免遭“兔死狗烹”的活命哲学，而且是拥了美女西施去的，走的结果还沾染了铜臭的味道，我们又是不能视他作清高的楷模的。我们只能说此公做人做得潇洒。历代知识分子被儒和道的精神浸染了骨髓，得意效儒，失意学道，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陶朱公是把这种基本精神做得较为积极主动的一个人，懂得如何急流勇退，而且不是退到山林或者把酒侍诗的无用风雅里去，却再一次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到商品经济之中去弄潮。中国人还有个说法，意思是隐到深山老林里去的是小隐，隐在闹市区的俗尘里才是大隐。那么，隐到商海里去而不钻死在铜钱眼里的，我想，也该算得上大隐之一种吧。对于统治者来说，退出了官场，不再于庙堂玩政治游戏来威胁他的权柄，便算是隐了。倘若真如此，我倒更赞成隐到商海里去的隐，于己发财提前进入小康或大康的同时，对国民经济也作了贡献，当然前提是不做奸商。而且，陶朱公看来是对他之后的中国士人死皮赖脸老死仕途的传统发动冲击的先驱，颇有常被人津津乐道的西方民主历史故事主角之一的华盛顿将军卸政归田的风度。

　　可是古代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读书读木了头脑，始终是做不来生意的，最高的理想就是在官场里厮混，其次是做教师爷训人，最低档次的便在酒肉朋友中发发牢骚。孔老二算是称得上“伟大”的知识分子了，他一辈子最长的生涯做的就是教师爷，同时周游列国，钻营来钻营去，想做混入官场的那种更高档次的知识分子，总算在鲁国混了几天的大司寇做，却动手杀了政治反对派少政卯，给他自己戴着“仁”字的面具的脸抹了一把黑，更不用说对民主的伤害了。要说发财，孔先生大概也是想的，只是没这个能耐，且听子曰：“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就是说：“如果能够发财致富的话，即使赶驴车，我也肯屈尊去干，不管什么面不面子。如果没本事做这种活，还是做我喜欢做的事吧。”非不愿，是不能也，到了这地步，才假惺惺说什么“富贵于我如浮云”。

　　这就是我等读书人的嘴脸了。不是不想发财，而是没这个本事，所以只能一心读书写文章。明明知道儒家树立的“士”的人格理想含有“愚”的成份，也明明知道道家的出世法是消极的逃避，但生为中国人，读的多是中国书，也只有自认倒霉了。这大约也算一种“清高”，即使假清高也罢。

　　对几年前一位旧同学来信中的几句话记忆犹新，还有点触目惊心。她的意思是终于理解了“清贫”的词义：清即“清高”，贫谓“贫困”，在贫困中清高，愈清高愈贫困，愈清贫便愈瘦，正如同藜果这般。这是没得潇洒的。

　　所以清高还是以有巨大财富作后盾为好，才能潇洒得起来，否则便是清贫了。象魏晋南北朝那会儿的名士们，对当时政治和军事上的明争暗斗厌恶了，或者害怕了，便躲进自己那修了豪门的庄园里，跟一些和自己一样清高和富有的朋友喝酒聊大天吃药玩女人，以天为屋以屋为衣以人为裤裆里的跳蚤，今天臧否世事，明日品评人物，出门便坐车一路喝酒放歌，并且告诉跟班的：“喝死了就地埋我”，死在哪儿算哪儿，这是何等的潇洒。即使这样，也有潇洒不起来的时候，也有人在走到路的尽头再也走不下去的关头，抱头痛哭，这大抵是心理因压抑而变态的表现，也就证明先前的潇洒是假潇洒了。至于稽康最终以一曲《广陵散》被杀，却不啻是即使躲进自己的庄园清高也逃不过政治黑暗的明证了。

　　　稽康被杀的场面是极其动人的，堪称清高到最后或者潇洒到极致的典范了。他在刑场上先是欣赏了一下自己在阳光下的影子，然后弹罢那曲只有他一个人会的《广陵散》，叹口气说：“《广陵散》从此要失传了”，从容就义。这不是以“士可杀不可辱”一句话就所能概括得了的，简直还给予了后世潇洒不起来、或者做不负责任的假潇洒状的我们，以极大的美学感受。

江南藜果

　　在“食文化”、“酒文化”、“茶文化”和“性文化”等滥用“文化”概念的同时，眼下以歌舞为代表的流行文化，却少有自称为艺术的，这跟言必称艺术（“演讲艺术”、“领导艺术”……）的八十年代多少划了点界线。流行文化被称为“娱乐”，一个被置换进了新酒的旧瓶子就这样行情看涨。

　　一说娱乐，我们立马就轻松起来。娱乐跟消遣的意义很接近，比起“玩艺术”这样的说法来，更具有“玩”的特性。这是就受众方面而言，比如卡拉ＯＫ，比如去看什么天王的演唱会，再比如去看时装表演，看了就看了，唱了就唱了，就消遣了，就娱乐了，你事后毋需有所思索甚至体味，它在你此后生涯的精神结构中基本上不留下负累。

　　但就那些向大众提供这些“文化快餐”的搞娱乐的人士方面说，娱乐却比纯粹的“玩艺术”累多了。因为越提升到形而上的高度，本真的艺术活动就越疏离了功利性，而成为首先是“娱己”或者投射艺术家自己精神的“玩”，根本不需为外物所累。“娱乐”则不同，它要“娱人”，必须挖空心思去想如何使别人“娱”起来，即迎合市场，占领更大的市场。“娱乐”业既已为“业”，就绝对是功利的，它以赚钱为目的，这看流行音乐公司的“制作”流水线即一目了然。这样，上到公司老板为钱所累，中到制作人为老板所累，下到歌手，则从歌路到对外形象均受“策划”所制，抹杀个性，削足适履。

　　这些人累死累活，为的却是大众的“娱乐”，风格高矣。于是，大众就乐了，尤其当节目中引进了香港的“搅笑”作派时，大众真是一“搅”就“笑”的。某夜，去看一台娱乐节目的制作，观众笑得前仰后翻。我本人自然也忍俊不禁，连称“娱乐娱乐”，但身边的张晓舟却说：“对，不错，愚乐，是愚乐。”

　　由“娱乐”而“愚乐”，精辟！深刻！一针见血！

　　浸泡在这种“娱乐文化”中长大的大众，真的见不出在精神性智力方面会受益，我真的担心他们会越娱乐越愚蠢，如果一个民族只有这样的“娱乐文化”和“愚乐文化”，悲乎哉？

　　受愚弄的当然不单是作为消费者的大众。歌手做音乐公司的傀垒，被人在背后牵线动作，你说他愚也不愚？那些卷入商业机器操作中去的“愚乐记者”，在歌手后边屁颠屁颠，结果自己参与捧出来的歌手在红了之后对自己爱理不理，你说他愚也不愚？

　　这样一来，我不禁要义愤地说：商业简直就是文化的杀手！我坚决反对“商业文化”这样的说法，在商业中，充其量只有文明，而决无文化，它使原先有点文化的人，变得越来越没文化。

而另一方面，具有很高商业价值的，却是当初根本没有商业动机而艺术家率性“玩”出来的东西，比如文森特.凡高的那些画。近在身边而跟“娱乐”业稍有关的例子是，崔健写歌不考虑商业性，不考虑“娱乐”和“愚乐”别人，他的唱碟和唱带在中国歌手中销量最大；黑豹乐队第一个专集中的作品创作时一定没太多想商业性，结果发行量很大，后来引入商业机制，它的第二个专集却至少不如第一个好卖了。　　

     1994 《南方日报》

江南藜果

　　在《岭南文化时报》读到陈晓武的《都市与文本（下）》。因为该文涉及我自己平时在想的问题，所以借此触机，围绕陈先生所言，提出一些想法，求教于陈先生，以及也在想这些问题的学长。

　　晓武在文学观和文化观上的这种“向前看”倾向，正与目前的我一致。说“目前的我”，是因为我在广州生活９年，对都市工商文明有一个从排斥、抵制到重新认识、认真对待的过程。说“重新认识、认真对待”，并不等于全盘的价值认同。转变是在于由“向后看”到“向前看”。“向前看”，并不等于放弃批判。如果放弃对以资本主义为精神内核的都市工商文明和以都市工商文明为物质载体的资本主义的批判，我们岂不正放弃了马克思主义？

　　但问题是，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文人，广州也很多，却在坚持“向后看”的批判立场，即从晓武所说“封建文人、士大夫归隐山水、息影田园的心态”出发的批判立场。不客气地说，《岭南文化时报》，尤其在它的早期，总体上所持的就是这种立场，它如今发表晓武的这篇文章，不知仅是它的一种大度，还是在试图一个真正的转变?

　　也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我国的“先锋”文学和与这种文学相关的“第五代”电影，太缺乏当代性和都市性，除了王朔（但我想，很多人会把王排除在“先锋”文学之外的）。这个现象，在９０年代的早期及更早的时候尤其显著，它们即使触及“当代”和“都市”，有时也是以一种和过去玩赏女人小脚有点相同的意思在玩一些场景和心理描写。我当然不是说全部的作品都是这样的，我是说我看到过很多这样的。这也不是说，“先锋”文学没有成绩，相反，它有很大的别的方面的成绩，我只是不满于它在这一方面的成绩。

　　同样的，和晓武一样，我的确看不惯大部分选择大都市生活和工作（没有在大都市里的，并不说明他们不想）的一些文人，一方面不但充分享受着都市文明给他们带来的物质成果并且穷凶极恶地攫取这些成果，另一方面却在大骂这个文明怎么破坏了他们的“精神家园”。这不是“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又是什么？怎一个“酸”字了得！简直就是晓武所说的虚伪了。

　　对晓武的支持到此为止。下面我想谈谈问题的复杂性。晓武好象对都市文明大唱赞歌，很少有对它怀有警惕之心的意思，虽然我知道，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作者在一篇文章里全面阐释他的观点和立场，而且，对于思想而言，深刻的片面远胜于平庸的全面。

　　晓武的文章是以“历史”、“人性”和“审美”这三个基本概念为支点站立起来的。晓武的大约意思是，都市文明是历史运动的产物，历史运动的动力包含着人性，而审美又以人性为内涵；但我们的作家和文化评论者却在借着人性和审美在反历史，即误把对“田园牧歌”的缅怀当作人性和审美，然后将它当作武器，来反对历史之成果的都市文明，所以是“后视”的，不“积极的”，不“健康的”。

　　这样说话，逻辑是逻辑了，却未免简单和不够细致。逻辑总有个前提，前提又有前提，溯到根本，这里不象数理化那样有公理，我们只能谈常识。所以，让我们先回到常识。

　　一，常识告拆我们，以都市为对象的文学，并不一定都是“积极的、健康的”。波特莱尔的《恶之花》以都市为题材，却有很大的颓废性质，但它是世界级的好文学。　　　　　　

　　二，人们对过去的、失去的东西，虽然这些东西不怎么都是好东西，都会有缅怀之情，这是人之常情。这个常情是一个很文艺的因素。尤其移民到都市里的人，尤其移民到物质文明更加发达的西方都市去了人的，如果他还在怀恋处在穷乡偏壤的故土，我们往往会称赞他，至少绝对不会看不起他、说他不好。

　　三，美学家和艺术家们常有“残缺的美”这种说法，这种美当然不一定实用。

一个艺术家去了山乡，看见一座残破的房子，会很高兴地把它描画下来，但决不会一定要住进去，更没有要把它居为己有的意思，也不会建议已经迁到新居去了的屋主再住回去。

　　四，所以，审美和生活是有距离的；那么，审美和“历史”是不是也有距离呢？

　　五，那么，“人性”是什么？这是一个大问题，晓武的文章根本未作解释，我也无力解释圆通，要解释也要写很多很多字。但至少，古今中外很多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分成两派，一派说的是人性善，另一派说的是人性恶，哪一派都未说服另一派。说善说恶，只是说人性的一种“性”，而不是回答了人性是什么。这没关系，我暂且引来作人性包含有善和恶两方面的根据。人性有善和恶两方面，我想也是生活中的常识。

　　以此为前提，如果历史是以人性为一个动力的，就有可能有时是用了善一方面作动力，有时用了恶的一方面作动力。这样，我们怎么能保证，历史发展出都市来，就一定是用了善的动力呢？晓武文意说都市化符合人性，我们怎么保证它符合的就是善一方面的人性呢？我并不是在诘问晓武，只是愿意对此存疑而已。

　　还有，人性和人欲的关系问题。我们有时看到有评论家评一个以人欲为题材的作品，说它反映了人性云云，可见，人性和人欲是难分难解的东西。

　　晓武文意说都市的出现是历史符合人性的表现，我想，在这个用法上，把人性换成人欲大致上不会有错的。无论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都市现代化，还是如今一边“放下筷子骂娘”一边大攫都市文明成果的那些酸文人，都可以人欲一词蔽之。

　　这一来，问题就麻烦了。人性还是很好听的一个词，一到人欲，贬的色彩就重了。当然，褒贬也是相对的，以前贬的东西，后来革命了，解放了，就褒了。所以我们也大可说“人欲解放”什么的。

　　这又带来了问题。人欲一解放，就会失去理性，越来越少顾及“环境保护”、“生态平衡”这些说辞，遑论“精神家园”什么的。

　　至此，晓武应该明白我是什么意思了。晓武毕竟是聪明人，看得出来，也是在思想的人，不象那些一听人家说我们“文化沙漠”就气闷一着急就拿“商业文化”“饮食文化”还有别的什么“文化”来乱对付的简单之辈。

　　再来续一点悲观的“狗尾”。如果自然本身在人性中注入了一种力量，非要都市文明无限度地膨胀，一直膨胀到沥青路铺满全地球的乡间、让自然景物荡然无存为止，那是谁都没有办法的事。但是，我们为什么非要求文艺家和评论家对此大唱赞歌不可呢？为什么对尚存我们记忆中的田园牧歌缅怀一下都不充许呢？人家缅怀得好，缅怀得有技巧，缅怀得艺术，缅怀得有“文化”，我们为什么非要自高自大地说人家不是“积极的、健康的”呢？

　　我这样说话，是想将讨论的问题逼向极端，然后希望有人在另一个极端回答我，把问题逼得更加明朗起来。

　　而实际上，人类的每一步前进，正是在问题和困惑中取得的。但进步到底又是什么呢？

　　全国及至世界最大的书城和书市、中国艺术博览会、国际广播音乐博览会、全国现代舞大赛、摇滚音乐会、各种艺术展……，１１月进入下旬之后，广东，尤其广州，突然“热”起文化来了。

　　广州近来一直在大叫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建设大都市，当然不仅仅是几座大楼的拨起和几条马路的拓宽，也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腾飞”，还应体现在文化层次的提高。只知有卡拉ＯＫ和“四大天王”的都市，能叫国际化大都市吗？

　　广州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从每年供不应求的新年音乐会，到今年不惜投资巨款组建自己的芭蕾舞团，都对此有所交代。而更令人可喜的，是尽管还未得到官方倡导，但在民间，已经自觉在做和国际文化接轨的工作。不和国际接轨，能叫国际化大都市吗？和国际接轨，不仅体现在几项国际性的活动上，更应体现在文化节目类型上的和国际认同，比如现代艺术，比如摇滚。

　　然而，文化果然这么容易就能建设起来了吗？就我们读过几本书的人来说，“文化”这个词，却是显得多么的沉重。我们果真能够举重若轻吗？

　　上海学者余秋雨先生专门关心过现代都市文化的建设。我们且看他对现代都市文化的构架是如何分解的：文化设施、文化活动、文化气氛、文化偶像，四个部分由硬件到软件，由物质到生命。

　　硬件的部分和物质的部分容易办，刚刚从农民变过来的都市经济暴发户也能办，不就是花几个钱建几座书城、办什么博览会和现代舞大赛嘛？而软件的、精神的、生命的，实质上文化内涵方面的建设则难矣，决非一日之功可成。１１月的这么多文化活动，在普通市民中能有多少影响力，在普通市民中造成了什么气氛？我想不容乐观。不信，就做一项调查，对于多数广州人来说，他们的文化偶像肯定仍是“四大天王”之流。实际上，去看现代舞的，有人不一定懂现代舞；去看装置艺术展的，也不乏做广告生意发了财、需要充充“前卫”（对于他们已经不叫“雅”了）的“太子党”。

　　那么，这些活动就白搞了？不是的。文化的精神层面、市民的文化人格，都需要一点一滴日积月累地浸染，１１月的“热”，肯定也是这种浸和染的一部分。但，怕就怕呼隆一下之后就没了，就像这个“节”、那个“节”，主办者赚了或赔了一些钱后，留下的是更加的空虚。

　　所以，我们期待着多姿多彩的文化活动，能够持之以恒地在广州和广东搞下去；而且，为文化而文化，做得纯粹起来。

　　所以，我们说，同志们仍需努力。而努力的方向，不仅是几座文化设施和几次文化活动，更重要也更艰难的，是文化人格的建设。建设文化人格的呼吁，是针对全体广州人的，对普通市民、企业家、经济暴发户，也对自以为行了的艺术家和“文化人”，同样也对，并且更对都市需要他们来设计和管理的各种各样的官员。

　　我们要建设大文化，一种层次多、底蕴足、内涵丰富的大文化。大都市，理应有大文化。

江南藜果

　　上回说到“大家（扌+“温”字的右半边）食”。 

　　英雄主义、文化品格和人文精神就是这样在一片“大家（扌+“温”字的右半边）食”声中失落的。诗人愈心焦在北京力倡并力行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无论如何偏激，针对这现时代的精神萎缩却显得如此的必需。尤其是，他在两条线上攻击被商业收买和躲进经院越说越玄的两种所谓的“文化人”。

　　他提倡介入。是的，要介入。在流行音乐已经无可避免地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要文化方式的时候，精神的复兴必须覆盖这一领域。所以，我热情关注在南方兴起、倡导从“四大天王”的阴影下解放出来而崇尚个性自由的“新群众音乐”运动。

　　我们的声音必须加大力度，我周围的朋友们应该同时喊出这种声音。齐声高呼，才有更大的力度，才能产生更大的回声。　

但同时，我们反对任何意义上的文化专制主义。我们既反对意识形态和政治对文化的专制，也反对商业对文化的专制，同样反对以“精英文化”相标榜的专制。

　　试想，正如俗文化冲决了精英文化的堤坝，以金钱的洪流淹没社会，从而腐败和丑恶泛汜一样；在现代社会，抽空了商业，抽空了大众，抽空了凡俗生活，不也是同样的难以设想和可怕？

　　所以，任何文化形态，只要它是不受律法禁止的，都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和争取自己的地位。我们不会去“专制”“四大天王”之类。我们只是以我们的立场，不喜欢它们；反对它们，并不是要取消它们。它存在，很多人需要它，且不管合不合理，它的存在自有理由。但我们仍是坚持自己的立场，在一片富有惰性、消蚀大众精神和意志的“糜糜之音”中，我们要培育另外的声音，那种具有批判精神、直面人生本质、甚至仅在形式上有所革命和创新的声音。在南方，我们只找到那么几个“另类”在艰难和困苦地发出这种声音，它还很微弱。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但当它终有一日为主流社会招安而成为主流的一分子，也有了惰性，从而失去革命性，我们又会寻找另外的声音。

　　我要说的是，我们赞成一种新声音和加入合唱，并不因此表示它就是完美的，永远完美的；同样，我们以批评“批”一件作品，也并不因此表示它是一无是处的。

　　１１月４日在中山大学的一个学术讲座上，主讲人提到世界上严肃而好的书评人，对即使是自己认为非常好的著作，也要“鸡蛋里挑骨头”，这对学术的推进才更加有益。我想，乐评也同样如此。所以，受“批”的作品和音乐人大可不必恼羞成怒。我们的目的，是繁荣和推进。

　　但目前的情形是，从文化品位上进行的乐评太少了。而另一些自以为有文化责任的“精英”，又对流行音乐，包括“另类”，大多不屑一顾。他们不愿介入这种凡俗、活生生的文化活动，他们只愿意躲在“经院”里高谈阔论。

　　我的朋友何龙，从《羊城晚报》文学副刊调到“娱乐”副刊后，曾多次对我提起要向版面引进“人文关怀”。但从目前版面看，似乎仍看不出有这种关怀。看起来，阻力是大的，而且来自多方面。

　　广州近来在文化上的努力不可谓不彰显，但目前看来，这种努力的品位是可疑的。传播媒介在这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流行音乐人、乐评人、文化人和传媒人，能否共同用心做一些工作，引领大众的品味作一番提升？我强调用心，不应以“大家（扌+“温”字的右半边）食”搪塞。正因为这些人在这方面做得不够，有的甚至堪称堕落，才一概遭到了愈心焦的激烈批评，成为他的“文艺复兴”运动的横扫对象。_